一种正确的可能

作    者

[英] 格雷姆·加勒德、[美] 詹姆斯·伯纳德·墨菲

译者：杨婕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7月

无谓的政治争吵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最终导致我们放任公民疏远政治，听凭市场和官僚为我们做出决定。在这种政治图景中，观念、理想根本不可能发挥作用。

政治一贯是混乱的事务，在表面上它宣扬崇高的理想和原则，实际上却由权宜之计和折中妥协真正主导。

政治实际上是观念、理想与具体现实相遇之处，是伟大的言辞、事迹与卑劣的动机、阴谋相结合之处。

信息爆炸只会带来错误的信息，并淹没真正的知识。

美国建国与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一样，既是一场军事之战，也是一场思想之战。同样地，西方民粹主义者对全球化、伊斯兰教和移民的反抗，既是一场关于权力和利益的斗争，更是一场关于身份和价值观的斗争。这就是为何每个政治体都必然会争论关于思想和概念的问题。理想与现实的交汇点往往是合作与冲突、理想主义与犬儒主义、希望与绝望并存的地方。

政治是权力和正义的交汇点：权力是正义的，正义是有权力的；政治是有强权做保障的正义，是能够被正确使用的强权。

《论语·颜渊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我们对孔子关于公共事务的理想知之甚少，但《论语》中有一个著名的段落，指出了好政府应当具备的三个主要工具：武器装备、粮食储备和人民的信心。当被问及如果一个统治者放弃其中之一，那么应该放弃哪一样时，孔子说“放弃武器”，因为粮食是更重要的。但他接着说，即使是粮食，也不如人民的信心重要，因为只有人民的信心才是好政府唯一的真正基础。

柏拉图描述了正义的政治共同体所必须经历的三波改革浪潮。

第一波浪潮是男女事业机会平等。

第二波浪潮更令人吃惊：城市的统治者被禁止拥有财产，甚至不能拥有家庭，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促进整个城邦的利益，而非促进他们自己的利益，保护他们自己的孩子。

最后的浪潮，也最令人震惊，柏拉图声称：政治生活的罪恶永远不会结束，除非统治者成为哲学家，哲学家成为统治者。

奥古斯丁曾说道：“鉴于人类生命的跨度如此短暂，那么只要政治体不强迫我们去盲目信仰什么，我们生活在何种政治体下又有什么关系呢？”

阿尔·法拉比：“有德性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幸的陌生人，死亡对他来说比生命更美好”。

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并不是简单地认为，不管我们有多么不情愿，政治都需要把道德放在一边才能发挥其作用。一般情况下，在残酷的现实政治世界中，统治者常常被迫在两种恶之间做出选择，而非在两种善之间或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在这种悲剧性的情况下，选择较小的恶而不选择较大的恶，无论其本身多么残忍和令人反感，在道义上却是正确的做法。

”有时做一些其本身令人反感、但可防止更大的恶、后果上看来是好的行为，不仅在道德上是正确的，甚至还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基雅维利认为，统治者为了防止更大的残忍而使用残忍是一种对残忍的“善用”。这种预防性的残忍就是“君主的悲悯心”（the compassion of princes）。马基雅维利式政治是一种暴力经济学。在其中，成功的君主在正确的时间以合适的程度犯下恶行，以保护他的国家，富有卓见地以最小的恶为代价避免更大的恶。

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政治中，没有理想的一席之地。他认为理想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理想会滋生对既定规则和制度的不满，并滋生分歧，而这些分歧又很容易升级为冲突甚至内战。

。而洛克则主张政教分离，反对军事力量和信仰的结合。他认为，国家应该容忍宗教多样性，而非试图控制人们的信仰。关照灵魂是宗教的责任，而不是国家的责任。

在这种民主制下，所有问题都要经过所有公民的投票决定。他认为，公民的激情会造就残暴的集会：“即使每一位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每一次雅典人大会也仍然会是一堆群氓。”

麦迪逊赞成采用代议制的方式，即由少数人代表其他人执政，这样人们的原始激情就可以通过他们的代表的深思熟虑而得到缓和。

麦迪逊认为，确立一个国教将同时腐化国家和宗教，而宗教多元主义则会同时造就更好的教会和政府。

公民美德是在与邻居合作、学会容忍分歧和解决共同问题的过程中养成的一套习惯。

托克维尔说，如果没有宗教信仰，美国人就会完全沉溺于自私的个人主义之中，特别是对物质财富的追求。美国人心灵的习性，与其说是由基督教教导的，不如说是由美国人参与基督教社区而形成的；它是美国人养成公民美德的原因。今天的社会学家们，受托克维尔的启发，确实发现了教堂出勤率（无论哪种宗教）与许多公民道德标准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1805年7月29日—1859年4月16日），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和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

密尔是民主主义者，当他还是国会议员时，他曾投票支持扩大公民权的决议。与此同时，他也和他的朋友托克维尔一样，对大多数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凌驾于少数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之上感到焦虑。因此，他主张“复数投票制”（plural voting），主张每个能够阅读、写作和做基本算术的成年人都获得至少一票，而受过良好教育并具有“心理优势”的成年人可以获得更多选票，以“作为对受教育程度最低的阶层力量的一种平衡”。

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年5月20日－1873年5月8日），或译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也译作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英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支持边沁的功利主义。

阿伦特认为，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劳动是最低级的、最基本的人类活动，我们与所有的动物都有这一类活动。它最接近自然，旨在通过满足我们基本的生物需求（比如吃）来实现生命的自我维持。相比之下，工作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生存，它所从事的活动还创造了一个持久的对象的世界，比如技术、建筑和绘画，这些东西不仅仅是用来维持我们的生存的，而这也是动物永远不会做的事情。

正如阿伦特所描述的，在古希腊城邦的古典世界中，政治舞台是公民超越自然，通过集体行动而形成人类认同的地方。我们需要在一个共同的公共空间里一起行动和言说，以确认我们共享的现实。这就是为什么古希腊人轻蔑地称那些只关心自己私人事务的公民为白痴，

阿伦特认为，在现代，政治已经退化成经济的附属品，这彻底颠覆了古希腊对工作、劳动和行动之间关系的认识；政治越来越致力于促进公民的财富和身体健康，而不再是成就伟大言论和不朽事迹的场所；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如此。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德国犹太人，20世纪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

，出于政治目的管理经济的诱惑最终会带我们走向专制主义。他认为战后福利国家的计划尤其阴险，因为这些计划以住房、教育和医疗保健的名义限制了经济自由——通往奴役之路，常由善意铺成。

人类进行自然管理的每一次重大尝试都适得其反，这揭示了我们的傲慢与无知。例如，许多大型水坝现在正在被修改或拆除，因为它们造成了无法预料的生态灾难；工业化农业带来的是沙漠和沙尘暴。奈斯希望人类成为地球的好公民，而不是地球的主人。

-挪威奥斯陆大学哲学教授阿恩·奈斯(Arne Naess)博士

他认为人类的动机不是出于道德责任，而是出于对世界的理解。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只是生命网络中的一小部分，认识到自己是在自然之中而不是在自然之上，如果我们学会欣赏原始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美，那么我们对自然的保护就是出于快乐而非责任感的。作为甘地式的和平主义者，奈斯不愿对他人施加道德义务，更不用说法律义务了。他更倾向于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展现自己对所有生物富有爱心的柔情。

努斯鲍姆（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女，美国哲学家。）的社会正义观还结合了亚里士多德和约翰·罗尔斯的思想。她从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了这样的观点：人类的繁荣和幸福源于将我们宝贵的人类能力发展成道德和理智上的德性（她称之为“能力”）。然而，从约翰·罗尔斯那里，努斯鲍姆获得的观点是：一个自由的政体不应该强迫它的公民变得有能力或有德性。回想一下，罗尔斯捍卫的是一种“政治自由主义”，其中，一个正义的政体将容忍各种各样的道德和宗教生活方式，只要这些不同生活方式的持有者不试图强迫任何人也遵从这种生活方式即可。

在一个以财富衡量人类发展的世界里，努斯鲍姆振聋发聩地提醒我们，即使是在非常富裕的社会中，依然有许多公民，会由于不公正的歧视、贫困、残疾或忽视，而无法行使基本的个人、社会或政治能力。在一个追求更高“生活水平”可能是不可持续的世界中，她提供了一条发展道路，一条关注学习、爱与公民身份多过物质财富的道路，一条对人类的幸福和我们的星球更好的道路。

他们认为，如果想让自然界能够持续生存下去，我们就需要更多的疾病、战争和贫困，来减少人类数量。

奈斯（挪威哲学家阿恩·奈斯(Arne Naess)）本人认为，出于对自然共同利益的尊重，我们需要大规模削减人类数量——将人口数量控制在1亿左右。但在奈斯成为生态学家之前，他是甘地非暴力哲学的信徒。甘地在自己家中容忍着毒蛇、蜘蛛和蝎子——他将自己非暴力原则扩展到了整个自然界，奈斯同样拒绝任何使用武力或胁迫来保护自然的手段，他只想通过自愿的计划生育来减少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