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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et Bharara


作者:[美]普里特•巴拉拉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博集天卷    
副标题: 美国检察官反思犯罪、处罚与法治
原作名: Doing Justice: A Prosecutor's Thoughts on Crime, Punishment, and the Rule of Law
译者:陈召强    
出版年: 2022-3-10



“聪明”的法律并不能保证正义的结果,就好比好的食谱并不能保证可口的佳肴一样。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如果没有人的介入,它就像装在盒子里的小提琴一样,失去生机和活力。

人们对真相和专门知识的蔑视与日俱增。严谨成为一种稀缺品。

所谓正面偏见,就是人们认为那些外表看起来正直的公民或那些非常成功和富有的人士不会犯欺骗、欺诈、施暴或弑亲等罪行。正面偏见不仅会导致执法部门漏掉嫌疑人,可能更重要的是,它反而会导致某些深思熟虑的人成为受害者。

我们还观察到一个事实。哈桑·内马齐这一生做过很多好事。事实上,这也是他的律师在法官西德尼·H.斯坦(Sidney H. Stein)做出判决前的主要辩论点,即内马齐是一个做了坏事的好人。他是一个向各种慈善机构捐过款的好人。他是一个支持民主进程的好人。他是一个培养了三名优秀子女的好人。他是一个不忘回馈社会、不忘帮助他人的好人。其实,彻头彻尾的坏人是十分罕见的。更多的情况下,你看到的是一个复杂的生物,一方面是大爱和大善,另一方面则是严重的欺诈和深深的恶意。

携带枪支、佩戴徽章且超负荷工作的探员不可能时时都守在人们身边,单靠他们,并不足以维护制度的公平和公正,也不足以阻止这个世界上的麦道夫、内马齐和斯塔尔兴风作浪。与这类诈骗犯打交道时,能对他们产生震慑的就是向他们提问题,让他们提供一些证据,而不只是听信他们的一面之词。有时,这种应对之策会引起不快,会冒犯别人,但你必须这样做。方法似乎很简单,可每天还是会有人受骗,其中不乏富有经验的人士,究其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

内马齐事件考验了一个人的勇气。一方面,你想让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负责;另一方面,你又不想让自己蒙羞,让你所领导的办公室蒙羞,尤其是在你刚上任十天的时候。尽管人们常说,你没有必要在乎别人的想法,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却很难。如果你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对的,而其他人要么不理解,要么出于某些政治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表示反对,那么告诉他们“见鬼去吧”要容易得多——当然,是在心里默默地告诉。拥有勇气意味着你不能害怕和犹豫,因为你想把事情做好,但同时,你也不能因为担心引发表面的后果而畏首畏尾,不采取任何行动。关键在于,既不要让审慎的犹豫变为无所行动,也不要让负责任的进取心变为鲁莽行事。在伸张正义的过程中,无论是在调查阶段还是在其他任何阶段,我们都要采取平衡策略。尽管没有现成的科学,没有数学公式,也没有精确的天平,但我们还是要在方方面面达成平衡。

这个世界呼唤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即便在没有他人旁观的情况下,他们亦是如此;呼唤在工作中不辞劳苦的人;呼唤有责任意识并勇于承担责任的人,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依赖于他们。

对于任何问题,他们都能找到答案——通常是在某个文本中找到的。但是很多问题的答案并不是来自书本,特别是那些涉及自由裁量权的问题。有些两难的问题会有多个好的答案,有些则一个好答案都没有。你是无法从书本中习得艺术、表演和判断力的。

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个社会的刑事司法体系都必然蕴含着一种道德准则。法律和道德的范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一个社会选择惩治的行为通常是这一社会所认为的不可接受、应受谴责或不道德的行为。

这只是一个借助食物表达友好的行为,但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行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迪莱昂纳多愿意一直跟我们合作并始终保持愉悦的心情。有时候,通过胃可以抵达污点证人的心。在负责处理亚洲方面的有组织犯罪案时,我会专门从附近的唐人街带一些地道的菜品给污点证人,这总能让他们露出笑容。而对于其他人,比如已被监禁的证人,即便是最普通的比萨,他们也会为之流泪。

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要想成为一名签协议的污点证人,你必须承认和坦白你这一生中所犯下的所有罪行,无论这些罪行是否已被发现,无论所犯罪行的时间远近,也无论这个世界上是否还有其他人知道。这样的要求听起来非常严格,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真相至关重要。你不能基于大部分真相立案,也不能基于大部分真相追求司法正义。真相必须是完完整整的。毕竟,证人宣誓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真相”,而是“全部真相”和“确确实实、完完全全的真相”。部分真相、令人生疑的借口、熟练的否认——所有这些都无法激发一种信念,一种最终可达成正义结果的信念。所以,你要不断地发掘和寻求真相。你要像世界杯赛点球大战中的守门员一样,全力以赴地防范谎言。

对于这个决定,我曾多次被人问过。有人对我们提出批评,认为我们应该结束调查,我认为这种批评是公允的。或许结束调查才是正义;正义未必就是司法正义,它也可以是整体正义,包括选举过程中的公平性和透明性。但考虑到腐败的蔓延趋势,在我们已经扳倒纳尔逊·卡斯特罗的情况下继续采取秘密行动,追究州议员埃里克·史蒂文森等政界人士的责任,无疑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坚持了我们的计划。当然,也正是我们的这种坚持在一定时期内使得那些打算投票给卡斯特罗的选民被剥夺了选举一位清白、诚实的民意代表的机会。这或许是因为我们仅把他当成一位普通的污点证人了。鉴于那个时期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另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你认为问题非常严重,采取更激进的措施合适吗?很明显,在我们看来,问题越大——如本案中无所不在的腐败问题,我们就越倾向于采取更激进和更有悖于传统的策略。这样做可能是错的,但也可能是对的。

与污点证人的合作关系及其动态性是复杂的,而对于这种复杂性,没有任何现成的书可以给予指导,尤其是在暴力犯罪领域。哈佛大学不会教你如何跟血帮或瘸帮打交道,那是一个完全存在于我们办公室里每一名优秀的联邦检察官经验之外的世界。

就这样,在没有讲台、没系领带的情况下,我解开外套的扣子,并把演讲提示词装入口袋,上台开始演讲。我讲到了政府和技术行业之间巨大的文化鸿沟——从表面上看,这是着装上的差异,但更深入来看,它表明了政府在拥抱技术方面所持的落后态度。我还讲到了美国司法部的保守——在整个世界都已经开始使用iPhone手机和微软文字处理软件时,它还在坚持使用黑莓手机和WordPerfect办公软件。这让我收获了截至当时全场最大的笑声,而久久不息的哄笑也很说明问题。

你是否坚定认为嫌疑人就是案犯?这一点是必须的;它不是充分的,却是必要的。这意味着当你对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存在合理的疑虑时,即便你有把握在法庭上胜诉,也不能对该案提起诉讼。就是这样。反过来,这也意味着如果一个原本证据确凿的案子现因你的四名可靠证人临时变卦而导致胜诉渺茫,你应该继续提起诉讼。